不再“失蹤”的女性

　　失蹤女性(missingwomen)最早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Sen)在上個世紀90年代提出，被用來指代那些因人為干預因素沒能來到這個世界或者因性別偏好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據阿馬蒂亞·森的估計，全世界約有1億多名女性因為人為性別選擇而失蹤，其中中國和印度是重災區。

　　每年衛計委都會聯合各相關部委開展聲勢浩大的打擊“兩非”(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活動，力圖阻止那些企圖選擇性別的人通過胎兒性別鑒定達到目的。

　　《第一財經日報》曾經在江蘇北部農村調查發現，盡管很多醫院畏懼懲罰不敢明目張膽做胎兒性別鑒定，但是如果是熟人，私下做個B超鑒定性別是很習以為常的事。

　　至于選擇性人工終止妊娠，更加難以監管。沒有任何一個意圖墮掉女胎的孕婦會主動告訴醫生自己的真實目的。由于終止妊娠是計劃生育政策下超生懷孕后被認可的處理措施，孕婦只需告訴醫生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第一胎就可以順利墮胎。

　　更重要的是，敬畏胎兒生命的意識依然沒有普及，對很多人來說，墮掉腹中胎兒并沒有很大罪惡感，更何況是為了性別選擇的“合理需要”。

　　根據歷年《中國衛生年鑒》的統計，從1971年至2012年，中國人工流產總數為2.7億人次，若加上數量可觀的藥物流產，總的流產數量令人嘆為觀止。

　　針對前文所述導致出生性別比失衡的三大因素，梁建章表示，重男輕女的觀念雖已淡化，但會長期存在;禁止胎兒性別鑒定技術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復正常，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北京大學人口學教授穆光宗認為，消除重男輕女觀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工程浩大，難以一蹴而就。而性別比嚴重失衡、生育率超低的現狀迫切需要改變。他認為，最可行、見效最快的對策是放開生育限制。

　　在人口學者何亞福看來，立法保護胎兒生命權是解決性別比失衡的根本方法。墮胎之所以被中國大部分人看得平常，是因為沒有把胎兒當作擁有生命權的個體來尊重。但在具體法律法規當中，對于胎兒有許多自相矛盾的規定。比如《民法通則》規定，公民的權利能力始于出生，終于死亡。沒有出生的胎兒沒有公民權利。而《刑法》規定，“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繼承法》更明文規定尚未出生的胎兒享有財產繼承權。

　　改變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的狀況，這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政府、相關組織、每位公民的積極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