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后來散落各方。2002年，杜潤生90歲生日，在曾經起草一號文件的京西賓館，他們再次相聚。杜潤生說：“農村改革靠的是一個團隊，我只是這個團隊的一個符號。可喜的是，這個團隊出了不少人才，但沒有出一個腐敗分子。”他不會想到，若干年后，團隊成員王岐山，還將成為中共打擊貪腐的最高領導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樣，中國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訪者樂觀地認為，反腐反特權預示變化的開始。

　　他們懷念九號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圍。

　　歷史性的遇合

　　“我們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憶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試圖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31歲，從內蒙古農村調回北京，到農民報當記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齡，從陜西調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實習研究員。朱嘉明和黃江南是社科院工經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夢想放到了一邊，四人經常在一起討論：中國往何處去?

　　北京像被拋入新的時間軸，到處都在宣揚“思想解放”。青年們從上山下鄉的歷練中歸來，將批判體制的聲音貼滿民主墻。人大代表的競選也即將往高校里蔓延。

　　翁永曦喜歡交友，回京不久就在辦公室辦了沙龍，三五十人擠著討論，以后幾乎每周都聚會。青年們達成共識：要改變產生“四人幫”的土壤，就必須進行一場徹底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革。

　　漩渦之外的農村，農民已經行動起來。就在前一個冬天，當北京的老干部們紛紛沉冤昭雪，一千多公里外，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戶。他們太窮了，20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數減半。三年大饑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饑腸轆轆的農民仍在到處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縣山南區土地干裂，連烏龜都渴死了，鳥兒墜落到地上，小麥種不下去。生產隊把田分給農民自己種，沒想到一包產到戶，干旱的土地竟然獲得豐收。1979年夏天，安徽參事郭崇毅來京送山南區經驗的材料，可包產到戶仍是禁區，即便被稱為歷史轉折點的三中全會，對此也明文禁止。

　　他處處碰壁，直到遇見陳一諮。